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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战与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

美国所谓“种族隔离”本质上属于社区政治、而非全国政治或国际政治,一开始就跟州权和小共同体权利互为表里。

美国所谓“种族隔离”本质上属于社区政治、而非全国政治或国际政治,一开始就跟州权和小共同体权利互为表里。

排斥黑人的乡约民规通常来自私人或法人团体的明确或默示交易,没有或不需要联邦法律的支持。严格说来,美国早期的宪法解释没有授予联邦政府制定种族政策的权力。

宪法没有明示的权力属于各州,她们才是种族问题的始作俑者。契约自由神圣不可侵犯,实际上限制了司法机构对社会偏见的救济范围。

托克维尔早就在《美国的民主》中指出:在宪法意义上,种族隔离是多数暴政在种族问题上的体现。北方各州的自由黑人在宪法上拥有广泛的权利,但地方小共同体的偏见使他们无法落实这些权利。

只要联邦宪法蕴涵的个人平等理念获得有利于黑人的解释,种族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这方面的主要障碍不在联邦政府,而在各州和地方自治体。

跟某些宣传相反,黑人并没有处在联邦政府的暴行迫害之下。他们面临无形的社会排斥,经常需要法律和政策有形的支持;然而这样的支持并不存在,因为守夜人政府没有这方面的职能。

国父们出于防范暴政的考虑,严格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资源。

在卡尔霍恩阐述的纯民主共同体内,少数族群基本上没有修改宪制或推翻多数派政策的机会。他这种理论造就了州权和奴隶制的致命联盟,反过来刺激促成了韦伯斯特-林肯的联邦主义-废奴主义联盟。

因此,黑人地位始终与联邦权力共进退。联邦权力的扩张就是黑人地位的上升,反之亦然。历史上,联邦权力(尤其是行政权力)经历了南北战争、新政和冷战三次大规模扩张。最后一次规模最大,时间最长。

这三次扩张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黑人的地位,削弱了各州在种族问题上自行解释宪法的权力。黑人民权运动在冷战时期取得了最大的进展,信非偶然。

然而,我们并不能因此忘记老辉格党(反杰克逊党人)和斯蒂芬斯的警告:“行政官篡权”乃是凯撒主义的先声,内在地蕴涵侵犯地方自治和结社自由的危险倾向。

保守派在林肯和罗斯福身上看到了凯撒的苗头,他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。地方自治是美国民主的真正基石,盎格鲁新教徒本能地憎恶拉丁式“经过公民投票批准的中央集权”。

只有在战争和国家安全的危险极为迫切的情况下,公众才会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央政权的干涉。

制度(system)是一个涵义宽泛的词,同时包括了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的内容。两者之间存在广泛而模糊的重叠区域。前者可以通过立法废除,或者本身就是违宪的。

后者乃是自由社会的必要之恶,社会偏见的自然体现。不同族裔即使仅仅存在风俗和偏好的差异,早晚会形成社会地位不等的团体。国会制定移风易俗的法律,无异于将罗马教皇和宗教裁判所的权力授予自身。

联邦政府越过自治社区实施社会工程,无异于在和平时期行使战争权力。依据十九世纪的宪法解释,联邦政府在冷战时期行使的许多权力都是违宪的。

在废除强制种族隔离和实施强制种族平等之间,边界模糊、解释混乱,很容易从一种错误跳跃到另一种错误。

强制穆斯林女生揭去面纱、强制满族人剪去辫子,到底是维护平等、还是侵犯自由?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。废除种族隔离(desegregation)也是这样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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